那些年，那些事

命运转动的那一天

我的小学就读于镇上的苟角小学。那是一所再普通不过的乡镇小学，校园不大，楼也不高，生活与学习的半径，几乎都被限定在那个熟悉的小镇里。

小学六年级时，市里来了一所私立中学招生，叫广安友谊实验中学。那时，广安最有名的是“友谊中学”，而“友谊实验中学”这个名字，对我们来说几乎是陌生的。学校里议论纷纷，谁也说不上来它到底好不好。

班主任却对我们说，这是一次很难得的机会。
她说，不一定非要考上，重要的是——走出去看看。去市里见识一下不同的学校，看一看别人是怎么出题、怎么考试的，对即将到来的小升初考试，本身就是一种锻炼。

于是，我们听从了老师的建议，交了一百多块钱的报名费，踏上了那趟未知的考试之旅。现在回头看，那一天，确实是我人生中命运齿轮第一次缓慢转动的时刻。

考试当天约定早上七点出发，但我六点就起床了。
镇上到市区大约四十公里，那是当时我从未真正走过的距离。

那天是奶奶送我到集合点的。集合地点在镇上的“步步高”服装店门口——对我们来说，已经算是比较“体面”的地方了。负责带队的，是我们的语文老师。

语文老师人特别好，直接开着自己的私家车带同学们去考试。班里大概十几个人参加招生考试，其中六个人坐老师的车，其余的同学则随学校的大部队，乘坐包来的大巴。我很幸运，刚好是坐语文老师那一车。

车子驶离小镇的那一刻，我心里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，只是单纯觉得——今天要去一个很远、很陌生的地方。

到了考场，我才真正明白什么叫“不同的学校”。

人非常多，校园很大。最高的教学楼有十几层，而我们小学的教学楼，只有三层。操场是塑胶跑道，有食堂，甚至还有电梯。这一切，对当时的我来说，几乎是超出现实生活的存在。

更让我震撼的，是教学楼里的教室。
桌椅是铁加木头做成的，结实又整齐，中间还有放书的格子。和它相比，我们小学的木头课桌，桌洞基本都已破损，显得十分寒酸。

每一间教室里，还有一台多媒体电脑。

那一刻，我第一次如此直观地意识到——原来学校之间，真的差这么多。

那时候，我们家里唯一连接外部世界的工具，是一台老式大头电视，而且还是闭路线，能收看的频道屈指可数，大概只有十个左右。电脑、多媒体、信息化教学，这些词对我而言，原本只是书里的内容。

说实话，在来之前，我并没有太重视这次考试。

一方面，我在小学的成绩还算不错，基本稳定在班级前五；另一方面，我从未走出过小镇，潜意识里觉得外面的学校，顶多也就和我们差不多。

直到走进考场。

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单人单桌、彼此隔开的考试形式，一个考场大概四十个人，十分安静而严肃。而在我们小学，班级人数经常八十人左右，期末考试为了防作弊，甚至采用跨年级混坐的方式。

考试一共两场，先语文，后数学。
语文的内容，现在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，但数学考试却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。

卷子里出现了大量初中知识。
我看着那些题目，几乎一半都不知道如何下笔，只能稀里糊涂地写下去。

走出考场的那一刻，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：
这所学校，应该和我无缘了。

考试结束后，语文老师并没有急着带我们回家，而是领着我们在广安城里转了一圈。

我第一次走进了邓小平纪念馆。那一年，纪念馆刚刚被评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，我们正好赶上。记忆中的纪念馆非常宏大，展厅宽敞，陈列精致，那种庄重和肃穆，是我以前从未感受过的。

那一天，与其说是一次考试，不如说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“见世面”。

等到傍晚，我们才踏上回镇的路。

大约一个月后，考试成绩出来了。

我的成绩，刚好压线。

总分 400 分，我考了 220 多分，整体排名七百名出头。而学校当年计划招生八百多人，共二十个班，每个班四十多人。

后来，我的学号也印证了这一切——
初中时，我的学号是 40，我们班一共 47 个人。

就这样，我没有回镇上读初中，而是直接进入了当时市里最好的私立中学。

当然，代价也不小。
一年八千多的学费，对当时甚至只需要交书本费的小学家庭来说，无异于一笔巨款。

直到今天，我依然十分感谢我的父母。正是他们，在那个并不宽裕的年代，默默为我承担了这一切，为我换来了一个更广阔的起点。

开学

时间过得很快，不知不觉就到了初中开学的日子。开学那天，是奶奶送我去市里的。从镇上坐车到市区，大概要两个小时，四十多公里的路程，对当时只有十二岁的我来说，已经算得上很远了。

奶奶平时晕车，平常几乎不会特意坐车出门。但那一次，她还是坚持把我送到学校。可能在她心里，一个十二岁的孩子，要独自去一所离家这么远的学校，无论如何还是不放心的。

到了学校之后，我们先是办理了入学手续，又到宿管阿姨那里登记了住宿信息，随后在校园里的超市买了一些生活用品。折腾完这些事情，时间已经不早了。因为要赶下午五点的末班车，奶奶只能匆匆回去。就这样，我第一次被独自留在了这所陌生的学校里。

好在，孤独并没有持续太久。到了班级之后，我发现了一张熟悉的脸——我的小学同学何伟。我们被分到了同一个班，也就是 20 班。第一天晚上上晚自习之前，我坐在何伟的前面，两个人边坐边聊。聊天中才发现，分到我们班的还有一位同样来自苟角小学的同学，他小学是我们隔壁班的，名字叫黄彪，他就坐在何伟的旁边。也就是从那一刻起，我们后来口中的“苟角三剑客”，算是正式凑齐了。

晚上七点，晚自习铃声响起，班主任随后走进了教室。其实在白天报到的时候，我已经见过她一面，但那时她被一群家长团团围住，忙着处理新生入学的各种事情，而我当时身高只有一米四出头，被人群挡在后面，根本没看清楚老师的样子。

这一次，她站在讲台前，我才算真正看清了。班主任是一位年轻而漂亮的女老师，应该是刚毕业不久便来到了这所学校。她在黑板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——贺小玲，随后开始做自我介绍。

让我印象最深的，并不是她说了什么，而是她全程都在用普通话。对当时的我们来说，这是一件非常“高级”的事情。我们小学的课堂几乎清一色都是四川话，我自己更是从来没正儿八经说过一句普通话。那天晚上，我还小声和何伟讨论过，说贺老师的声音特别好听。

自我介绍结束后，老师让班上的同学按照学号顺序依次上台介绍自己。何伟是 38 号，我是 40 号，黄彪是 44 号，三个人的学号正好挨在一起。轮到我们时，我们不约而同地说自己来自同一个地方。等我们三个都介绍完之后，贺老师笑着打趣道：“你们三个可不能一直坐在一起啊，要不然以后成了班里的‘黑社会’怎么办？”一句话逗得全班都笑了起来。

晚自习结束后，同学们陆续回宿舍。我住在 224 宿舍，而何伟和黄彪在隔壁的 226。宿舍是六人间。我记得那天我是第二个回到宿舍的，第一个到的，是一个和我差不多高的男生，叫邓航。他人很瘦，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一句话也不说，显得有些拘谨。第一次见面，大家都有点不自在，我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干什么，就干脆坐下来翻着自己那本已经有些破旧的《新华字典》。

没过多久，宿舍的其他人也陆续回来了。个子最高的那个叫阙浩然，身高应该有一米六以上。在当时普遍只有一米五左右的我们中间，他显得格外突出，而我几乎是宿舍里最矮的一个，于是大家后来都叫他“阙哥”。我的下铺叫杨清凯，个子也挺高，身形略微有点胖，大家干脆直接叫他“胖哥”。

剩下的两个人来自华蓥，一个叫唐寅，一个叫蒋长洪。他们是同一个地方来的。唐寅成绩非常好，是我们寝室里唯一拿过奖学金的人，我们每年要交七八千的学费，而他是学校补贴三千。蒋长洪和我同姓，性格大大咧咧，略带一点叛逆，属于老师们重点“关注”的那一类学生。

那天晚上九点下了晚自习，九点四十准时熄灯。简单交流过后，大家各自洗漱，上床休息。灯灭的那一刻，我躺在陌生的床上，听着寝室里此起彼伏的呼吸声，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——从这一晚开始，我已经真正离开了那个熟悉的小镇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。

军训

我记得我们正式开学的日子是 8 月 15 号。开学之后，并没有立刻上课，而是先进行了为期 两个星期的军训。

现在回头看，那段军训的日子是痛苦而又快乐的。痛苦在于身体的疲惫，快乐则来自于和一群同龄人一起熬过那段时间的记忆。

我们的军训教官，是从学校旁边的武警大队里出来的，对我们要求相当严格。军训第一天站军姿的情景，我至今还有印象。那天我站在队伍里，何伟就在我前面。站着站着，我忍不住小声和他聊了几句，顺便抱怨了两句累。不知道是声音被教官听见了，还是我们的动作太明显，很快就被点名“教育”了一番。那是我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什么叫“军训不是闹着玩的”。

整个军训的流程，其实和大多数学校都差不多：站军姿、晒太阳、踢正步、喊口号。前几天总是最难熬的，教官刚来，需要立威，对我们要求格外严格。时间久了，教官自己也要在烈日下暴晒，精力和耐心都会被消耗一些，训练也就逐渐“掺了点水分”。

到了后期，军训里开始出现一些难得的轻松时刻：偶尔在操场上做做集体游戏，或者被带回教室看看电影，这些事情在当时，都成了枯燥军训中为数不多的快乐来源。

军训结束前，教官还专门教我们如何叠被子。他教得很认真，一步一步地示范，我们也学得格外仔细。被子要叠成标准的“豆腐块”，边角要直，线条要清晰。从那以后，叠好被子就成了我们寝室内务考核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。

学校的管理非常严格。每一周，都会对所有班级进行统一考核，内容包括：寝室卫生、教室卫生、班级负责的公共区域卫生、自习时的安静程度，以及寝室熄灯后是否按时休息。如果熄灯后还在打闹，被生活老师巡查到，就会直接扣分。

每周的总分，会在 20 个班级之间进行排名，排名靠前的班级可以获得当周的“流动红旗”。

我还清楚地记得，我们班第一次拿到流动红旗的情景。那天，贺老师特意让我们每个人都和红旗合了一张影。就是在那一刻，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集体荣誉感。后来在整个初中阶段，我们班几乎每次都能拿到流动红旗，这种氛围，也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。

初一开学没多久，班里的同学彼此都熟络起来了，慢慢地，给人起外号这件事也开始流行。

大多数人的外号，其实都和姓氏有关。比如我们寝室的阙浩然，大家都叫他“阙哥”；蒋长洪叫“阿洪”；何伟叫“伟哥”；黄彪自然就成了“彪哥”。轮到我这里，却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线。

我的小学外号，其实叫“蚊子”，是根据我名字最后一个字演变来的。刚进初中那会儿，何伟也在班上叫过我一段时间这个外号，但始终没有流行起来。

真正让我“定型”的外号，是**“耳朵”**。

这个外号，是蒋长洪给我取的。他和我一个寝室。晚上九点半熄灯之后，按规定应该立刻睡觉，但年轻人总是有点反骨的，灯一灭，我们反而更精神，总要摆一会儿龙门阵才肯消停。

我和阿洪都睡在上铺，床位正对着。有一天晚上，熄灯之后他闲得无聊，突然伸手摸了摸我的耳朵，然后随口说了一句：“你耳朵好大哦。”我当时也没怎么理他。

可时间一长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就干脆直接叫我“耳朵”了。叫着叫着，这个外号在班里慢慢传开，最后几乎所有人都开始这么叫我。

从那以后，“耳朵”这个名字就像贴在了我身上一样，跟了我很多年。甚至到了后来上高中、读大学，还有人知道我有这么一个外号。

现在回头想想，这些外号、这些夜晚、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片段，恰恰构成了那段青春最真实、也最难忘的部分。

贺老师

时间是残酷的。
走到今天，我已经记不起太多关于初中的具体细节了。很多事情、很多场景，都在记忆里慢慢模糊了。但如果让我给人生的不同阶段排一个顺序，我依然会毫不犹豫地把初中放在第一位。

因为在那里，我遇到了我人生中最好的老师——贺老师。

贺老师是刚毕业不久就来带我们的。那时我们十二三岁，而她大概也只比我们大十岁左右。按常理来说，年轻教师缺乏经验，在教学和管理上，很难和那些资历深厚的老教师竞争。但后来我才明白，正是因为年轻，她敢于尝试新的方式，也正是这种“敢”，让我们这个班拥有了极强的凝聚力。

从成绩上看，我们班的起点并不高。
学校在分班时，会挑出两三个尖子班。我们这一届一共有二十个班，其中 10、11、12 班是年级公认的尖子班，大多数年级前列的学生都会被分到这几个班，其余班级几乎很难和他们竞争。

刚开始时，我们班的平均成绩基本排在十几名，属于中下游水平。但在贺老师的带领下，随着时间推移，我们班的整体成绩逐渐提升，后期基本稳定在 第 6 到第 8 名，状态好的时候，甚至能冲到 第 4、第 5 名。除去那三个尖子班，我们几乎就是年级里最靠前的一批。

贺老师本身还是我们的英语老师。在她教我们的两年时间里，我们班的英语平均成绩，几乎一直保持在年级前三，而且多数时候是第一名，并且常常能甩开第二名一到两分。久而久之，我们班的英语成绩，成了其他班追赶的目标。

但贺老师带给我们的，远不止成绩。

她的教学方式，有着明显不同于传统课堂的地方。她在英语课上推行过小组制，让我们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竞赛；她大胆使用全英文教学；课堂上会穿插小游戏、播放短视频，让原本枯燥的英语课变得生动而有趣。那段时间，我们是真的期待上英语课。

现在回头想，那并不是因为英语突然变简单了，而是因为老师让我们相信：学习本身，也可以是一件有趣的事情。

可惜，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。
在教完我们初一、初二之后，到了初三这个最关键的阶段，贺老师离职了。

我还清楚地记得她和我们告别的那一天。教室里很安静，每个人心里都充满了不舍，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那是一种后来再也没有经历过的情绪——一种真正发自内心的、对老师的依恋。

其实直到现在，我依然觉得，自己在很多地方都对不起贺老师。

按理来说，在那样的教学环境下，我们班每个人的英语成绩都应该很好，而我偏偏成了那个例外。初一的时候，我的英语还能勉强跟上，但到了初二，成绩却直线下滑，几乎成了班里的倒数。

更糟糕的是，我还耍过不少小聪明。
贺老师会让小组长抽查英语背诵，我常常仗着关系，让小组长帮我签字，逃过检查；英语默写的时候，我也没少打小抄。

现在再回头看，那些行为既幼稚，又可笑。它们并没有真正帮到我，只是让我在该努力的时候选择了逃避。

后来才慢慢发现，很多东西，只有在失去之后，才知道它曾经有多重要。

那所学校、那间教室、那一张张年轻又青涩的脸，如今大多已经散落在各自的人生里。我们各奔东西，很少再提起当年的成绩、排名和流动红旗，可那些共同度过的日子，却始终安静地躺在记忆深处，从未真正离开。

初中之所以会被我反复想起，并不是因为它有多辉煌，而是因为它足够纯粹。那是一段尚未被现实反复打磨的时光，我们相信努力真的会被看见，相信老师是真心为学生好，也相信一个集体可以靠凝聚力走得更远。

而贺老师，恰恰出现在我人生最需要一盏灯的时候。她并不完美，也并非神话中的“传奇教师”，但她让我在很早的时候就明白：一个认真、真诚、愿意相信学生的老师，真的可以改变一个班级，甚至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。哪怕我自己当年并没有完全配得上她的付出，这份影响依然真实地发生过。

花有重开日，人无再少年。
但幸好，记忆还在。

在漫长的人生里，初中只是短短三年，可正是那三年，让我第一次意识到世界可以更大，努力可以更有意义，而一个好老师的出现，足以照亮一个孩子很长一段路。

这些东西，时间带不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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